胡适到过几回日本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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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0年代

胡适第一次到日本是在1910年八、九月间。那年，胡适考取了庚款留美，在搭船赴美途中，曾到长崎、神户、横滨等地“登岸一游”。9月25日，胡适在纽约绮色佳（Ithaca）给国内的朋友胡绍庭、章希吕等人寄了一封信，其间谈及他途经日本的形象：

过日本时，如长崎、神户、横滨皆登岸一游。但规划之狭，当地之肮脏，甚至不如上海、天津远甚。居民多赤身裸体如野蛮人，所居属矮可打顶、广仅容膝，无几、无榻，作书写字，即伏地为之，此种岛夷，竟然能骎骎称霸于国际，此岂[非]吾人之大耻哉！今日、韩已兼并矣。韩之不祀，伊谁之咎！吾国人犹熟视若无睹然？独不念我之将为韩续耶！呜呼！伤已！

这段话中的“野蛮人”、“岛夷”等字眼，如今读来无疑是很扎眼的、很不胡适的，不过它照实反映了一个19岁的青年刚走出国门时的思维状况。“吾人之耻”、“将为韩续”（即我国或许继韩国之后被日本吞并），道出了热血青年面临国势衰颓时的担忧和危机意识。

关于这次“登岸一游”，胡适晚年还有形象。1961年5月16日，朴正熙产生军事政变，攫取韩国最高统治权。这一天，胡适听了美军播送韩国政变的音讯后，对秘书胡颂平谈起韩国，其间触及他对日本的开始形象：

一九一〇年，宣统二年的八月里，我第一次出国，咱们七十多个学生同乘一只只要几千吨的小舟，那天（八月廿九日）船到横滨，看见岸上的日本人，张狂的发号外，处处挂满了国旗，成千成万的人在狂欢着，……船上有些同学上岸去看，我就没有上岸去。……

日本人张狂庆祝，当然是因为大日本帝国吞并了大韩帝国。（1910年8月22日签署《日韩兼并公约》）这大约是青年胡适初访日本时对“岛夷”形象恶劣的原因之一。不过胡适这儿说他在横滨没有上岸，与上文引证的信件对立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留学期间胡适对日本甚为重视，并且他对日本的观点也有很大的改动，但因非本文要点，就此略过。

在美留学七年后，胡适面貌一新，他怀着激烈的“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”的精力踏上归国之路。1917年6月21日，胡适由温哥华搭船，同行者有张慰慈等。7月5日，邮轮抵达横滨港，胡适“始知张勋拥宣统复辟之音讯”。因轮船行期急迫，胡适本不计划去东京一游，但当他和张慰慈一上岸，就遇到潘公弼，潘氏说东京的友人郭虞裳、俞颂华约请他们去东京一晤。郭、俞二人是胡适在上海澄衷书院时期的同学，当天有考试，不方便相迎，故托付潘氏代庖。盛意难却，胡适等人便搭乘电车去东京，老友再见，“相见甚欢”，然后在一家我国饭店晚餐。当晚九点仓促离别，回到横滨，深夜轮船启航。

在东京期间，胡适购得《新青年》第三卷第三号，其间刊有他自己的《前史的文学观念论》。同期还刊载了桑原骘藏的《我国学研讨者之使命》，该文最终说我国古籍未经“收拾”，不方便运用。胡适在日记中特意注明“收拾”即英文之Systematize。数年后，胡适主张“收拾国故”运动，桑原此文或可视作滥觞。

7月7日早晨，抵达神户，和张慰慈上岸一游。来日，“自神户到长崎，舟行内海中，两旁皆小岛屿，景色极佳。”不过，“到长崎未上岸”。尔后，客轮向西飞行，7月10日胡适在上海码头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亲朋。这大略便是胡适第2次到日本的通过。

青年时期的胡适

1920年代

胡适第三次到日本，是在1927年。1926年，胡适从东北横穿西伯利亚，取道莫斯科，到伦敦、巴黎，然后横渡大西洋，从美国东岸到西岸，1927年4月12日在西雅图登船回国，期间得悉“四一二”政变。4月24日，轮船抵达横滨。

其时国内形势紊乱，胡适此前一边宣扬“好政府主义”，一边又与溥仪“他称我先生，我称他皇上”，引起公愤。胡适的朋友纷繁劝他暂时不要回国。比方高梦旦给胡适写信，奉告国内现象之外，还主张他假如在日本有时机授课或研讨，无妨先住几个月。丁文江也劝胡适，“最好暂时留在日本，多做点研讨日本国情的作业，他说：他自己近来很研讨日本问题，殷切的感觉我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。”（胡适《丁文江的列传》，《胡适全集》第19卷，508页）顾颉刚也写信劝胡适“万勿回北京去”，并且“政治方面就此切断”，把工作放在学术上。

胡适“在日本逗留期间，一面持续查询剖析国内的政治形势，以定行止。一面旅行箱根、京都、奈良、大阪等处，并接见会面一些学界人士。其间有日本佛学家高楠顺次郎、常盘大定、矢吹庆辉、佐伯方丈；此外，还有英国的爱里鄂爵士、法国的勒卫、瑞士的戴弥威[戴密微——引者注]等。”（耿云志《胡适年谱》修订本，福建教育出书社，2012年，130-131页）

据《丁文江的列传》里的回想，胡适因为“不通日本话，在日本时只能住很贵的旅馆，我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，游历了箱根、京都、奈良、大阪，很感觉费用太大，难以久居，所以五月中旬我就从神户回国了”。从神户搭船回国的日期是5月17日，三天后抵达上海。

胡适欧游归国，在东洋逗留了三周（4月24日-5月16日），应该是他终身中在日本逗留时刻最长的一次。其间，他在东京见了几位重要的佛学家，并得知矢吹庆辉从伦敦拍摄到敦煌本《坛经》，胡适以为这“也是禅宗史最重要的资料”。而日本学者也劝胡适提前将神会和尚的遗著收拾出来。

以上大体是胡适第三次到访日本的通过。

1930年代

1933年，胡适第三次出国，为的是参与在加拿大班府（Banff）举办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常会。6月15日，胡适从北平抵达上海，18日“约了S. Matsumoto君来吃早饭。谈中日问题。此君是太平洋学会之少年分子，思维稍理解，故我乐意与他谈”。此处“S. Matsumoto”即松本重治（1899-1989），他其时是日本新闻联合社（后来的同盟通信社）的记者，1932年踏上我国的土地，一年后就能与威望如日中天的胡适谈论中日问题，足见松本的尽力和颖慧。松本表明，他曾经不相信日美之间会产生战役，“现在真不能不信了”。胡适在这天的日记还补记了“美国与日本皆大举扩张水兵”的音讯。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兴起已成为太平洋上的一个问题。

当天黄昏五点半，胡适到了轮船码头，送行者甚多。上船后，另一位日本记者“Sakamoto”（坂本）坚持要和胡适议论中日问题，“仓促与谈，他又说不出什么”。坂本以为，“华北对日爱情较好，而中部与南方人仍不能明晰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重要，爱情仍极恶，殊可虑”。这基本上是二战前包含知识分子在内的日本人的一般情绪。胡适以为“此人甚拙，未必能懂我的话”。从胡适日记所述对松本、坂本的情绪，模糊能够看出其时的胡适居高临下的意气。

6月21日，船到神户，《日本时势》（Japan Chronicle）的修改约胡适旅行山景，因天公不作美而抛弃。来日，抵达横滨，胡适被日本太平洋学会的高木八尺（1889-1984）等人接到东京。胡适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六年前的荒芜现象，今日都换了新式市街修建，都可令人惊叹。”这句话的前史背景是，1923年关东大地震给东京造成了毁灭性的损坏，而胡适1927年途经东京时就见到了大灾难后的容貌。东京灾后重建，旧地新颜，给胡适很大的震慑。胡适这回下榻东京帝国旅馆，与日本太平洋问题查询会成员碰头，谈论太平洋会议的开会问题，从黄昏六点一向争论到晚上十一点。6月23日，胡适八点起床，为高木八尺的小册子题了“功不唐捐”四字。早饭后，回横滨上船，持续美国、加拿大之行。

同年8月14至18日，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常会在班府举办。10月，胡适自加拿大回国，途经日本时，接见会面了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，谈论北宋本六祖《坛经》。

以上是胡适第四、五次到访日本的现象。

1936年，胡适第四次出国，为的是参与在美国优胜美地（Yosemite）举办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常会。7月14日清晨两点在上海搭船，同行者有沈昆三、刘驭万、张忠绂等七人。16日早上六点半抵达神户，不知什么原因两个小时后才进入港口。除了刘驭万“微有寒热”留在船上，胡适一行上岸后，先坐电车到大阪，然后在大阪坐火车去东京。

“途中甚热，过名古屋今后，有骤雨，雨后稍凉。途中景色极佳，富士山高出云中，一瞬间云渐升高，把山尖全遮了，就不复见。铁道路经内海之滨，黄昏时海滨景象特别美丽。”

胡适7月16日日记说“八点二十五分到横滨；八点五十分到东京”，这应该是指第二天早上，亦即17日上午——也便是说，7月16日的日记至少有适当一部分内容是次日补记的。理由如下：1930年，东京和大阪之间开通了“燕”号特快列车（胡适日记中提及“特别快车[燕]已无头号房间”），从东京到大阪要花八小时二十分钟。不同于特快的快车则需求十一小时。据此大致能够揣度，胡适一行是16日晚上9点多从大阪启航，17日上午抵达东京。太平洋学会日本支会的成员到东京站迎候胡适一行。胡适日记中特意记下了迎候者的姓名：那须[皓——日记中写作“浩”]、高柳[贤三]、牛场友彦、浦松[佐美太郎]及其夫人、松本重治夫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因中日关系更加严重，胡适一行抵达东京后，受到了当地保镳的“特殊照顾”。

7月17日的日记记载了胡适在东京的许多应付。其间有几点值得重视。其一，胡适对牛场友彦（1901-1993）较为赏识，“牛场为Oxford留学生，人最开通，说话亦开诚，我甚快乐”。其二，“松方说，此次会中到会代表唯上田（Uyeda）一人是自在主义者，能自守其说，余人皆不高超。”此处“上田”是指上田贞次郎（1879-1940；日记中写作“真次郎”），他在日本首倡“运营学”，1936年就任东京商科大学（现一桥大学）校长。至于“松方”，是指松方三郎（1899-1973；本名义三郎），他是明治功臣松方正义（曾担任第四任、第六任内阁总理大臣）的第三个儿子，是日本的爬山家、记者、实业家。1934年，松方三郎参与新闻联合社，两年后成为同盟通信社的首任查询部长。

其三，日本谈论家室伏高信（1892-1970）表明他将出书新著《南进论》，自称此为“日本一大改动之书”，也便是大日本帝国要改动北进（苏联）道路而取南进（东南亚）道路。胡适以为“此君的见地殊令人笑不得，哭不得”，并由此发了一通慨叹：

大约各国习尚所尚，各有其特别之点。英国则第一流人才如政治；美国则第一流人才入工商，日本则第一流人才入军部。其大学教授与文人，皆是凡才也。

其四，胡适记载了到会晚宴的日方成员的名单：山川端夫、上田真[贞]次郎、那须[皓]，鹤见祐辅、金井清、高木八尺、松方[三郎]、信夫淳[平]、浦松作[佐]美太郎、牛场[友彦]。

其四，胡适送了一把扇子给高木八尺，并题写了杨万里的《桂源铺》：万山不许一溪奔，拦得溪声日夜喧。到得前头山脚尽，堂堂溪流出前村。——胡适去日本之前的6月29日，读到杨万里《诚斋集》之《南海集》，最喜欢这首《桂源铺》。三年前，高木送给胡适一把扇子，上面有“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”两句，胡适这次赠扇可算是礼尚往来。顺带一提，高木八尺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，是太平洋问题查询会日本理事会的常任理事，1933年以《美国政治史序说》取得东京帝大法学博士学位。高木的父亲神田乃武（1857-1923）终身致力于英语教育，他编纂的辞书、初中英文教材曾在日本广为流传。高木之家学渊源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其五，“支会雇车请咱们旅行，东京市自地震后至今不过十二年余，已改建成一个绝新的都会，其气魄令人敬服。”胡适1933年、1936年两次到访东京，都被东京的市容市貌所震慑，这在必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他对中日关系的情绪和行动。

7月17日晚上回到客轮，持续美国之旅。以上大致是胡适第六次到访日本的状况。

8月，胡适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议，其间被选为该会的副会长。会后，胡适在美国、加拿大等地游历、讲演，11月方起程回国，12月1日到上海。——应该是搭船回国的，但限于资料，咱们无从得知轮船的航线，也就很难估测胡适在归国途中是否像以往那样在日本“登岸一游”。胡适晚年（1961年4月27日）曾提及他越洋横渡的一次阅历，“我早年也坐过塔夫脱号货船的。从纽约启航，半途只要一处停过马尼剌，直接驶到上海，足足一个月时刻。……”假如胡适回忆无误，假如1936年返程是纽约—马尼拉—上海这个道路，那么大致能够说胡适在1937年曾经去过六次日本。

1937年6月中旬，胡适预备去东京参与国际教育会议，但因故未能成行。不久，七七事变迸发，中日全面开战，胡适奉蒋介石之命去美国从事宣传作业，9月20日从香港起飞，几经曲折，于26日抵达旧金山。后来胡适担任驻美大使，退任后在纽约作“寓公”。

1940年代

1946年，胡适踏上了回国的路程。6月1日由海路归国，7月2日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Captain说，今日早晨，可望见日本，气候明亮清明时可见富士，船客都早上来了，只看见几个小岛。”7月5日抵达上海。客轮明显像以往相同在日本港口逗留，但胡适是否“登岸一游”，因资料所限，咱们就不得而知了。

三年后的1949年4月6日，胡适第六次出国，也是他最终一次从上海搭船赴美。依照以往的经历，4月9日应抵达横滨，胡适当日日记有如下记载：

本不预备登岸，写信任赵曾钰君带去东京，向吴文藻、谢冰心、吴半农诸友告罪。不料半农在码头去接赵君，坚邀我去玩了半响。见着文藻、冰心及半农夫人，下午见着王信忠。大谈。

次日，轮船开往檀香山，4月21日抵达旧金山，胡适仍居住纽约81街104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胡适此次横渡太平洋时，在克利夫兰总统号上写了《<自在我国>的主旨》《陈独秀最终关于民主政治的见地》——这是胡适晚年较为重要的两篇文章。

这大致是胡适第七次到日本的现象。

1950-1960年代

到了1950年代，胡适在美国、台湾地区之间往复，屡次在东京逗留。

1952年11月18日，胡适从西雅图飞抵东京，“驻日大使”董显光等人到机场迎候，并为胡适请了许多日本客人和美国客人，是日深夜脱离东京。来日早上八点抵达台北松山机场，有五六百人迎候。1953年1月17日，胡适完毕了将近三个月的台湾之行，飞抵东京。18日，在汤岛圣堂购书，并因董显光之约，接见会面日本文教界首领，观赏东京市区。19日，上午访山本书店，下午到会东方文化学会等三个重要学术团体的联合欢迎茶会。20日，观赏东洋文库、静嘉堂文库，接见会面双目近乎失明的闻名汉学家诸桥辙次，下午与日本各大报刊代表接见会面，然后在改造社晚餐。21日，接见会面日本副辅弼绪方竹虎、外相冈崎胜男，然后在日本播送电台（NHK）发表讲演，题为“Our Common Enemy”，下午观赏东京大学。是日晚上，到会冈崎胜男家宴。22日，与新闻记者一起午饭，晚上十点半飞往美国，25日到纽约。假定胡适1936年11月归国、1946年6月归国都不曾拜访日本，那么1952年11月、1953年1月在东京时刻短逗留，则能够说是第八、九次到日本了。

1954年2月11日，胡适脱离纽约，经旧金山、洛杉矶、东京，18日抵达台北。——限于资料，无从得知胡适在东京的详细行程。不过，胡适此次台湾之行的意图是很清楚的——到会“国大”第2次会议。李宗仁因反对此会，后被免除，胡适则理解表明支持蒋介石、陈诚为“总统”、“副总统”的提名人。4月5日脱离台北，到东京；6日晚上，胡适在董显光的宴会上讲演；7日在山本书店购买《清代学人书札诗笺》十二册，黄昏6点飞往美国。这大约是胡适第十、十一次到日本了。

1957年11月，胡适被蒋介石任命为“中研院”院长。1958年4月2日，胡适脱离纽约，6日抵达东京，7日到会“驻日大使”沈觐鼎的宴会，8日下午搭乘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赴台北，陈诚“副总统”以下的高官、教育学术界人士、胡祖望配偶及其儿子胡复到机场迎候。10日到会院长就职典礼。6月16日，从台北飞往东京，这次航班在冲绳岛停了半小时，其间胡适劝钮永建（1870-1965）将南菁书院的日子记载下来。当晚，胡适在东京逗留一宵，到会了沈觐鼎的晚宴。9月5日，在华盛顿掌管中基会年会。10月30日，胡适脱离纽约飞抵旧金山，11月3日飞往东京，晚上到会沈觐鼎的非正式晚宴，在座的还有林语堂配偶。11月5日，抵达台北。这大约是胡适第十二、十三、十四次到日本了。

1959年7月3日，和赵元任一起脱离台北，4日胡适在东京承受记者采访。是日晚，搭机飞往檀香山，参与在夏威夷大学举办的“东西方哲学谈论会”。9月初，在华盛顿掌管中基会年会。10月8日脱离纽约，到西雅图看望萧公权、李方桂；再到旧金山，看望赵元任、李卓皓，10月12日取道东京，14日飞回台北。这也许是胡适第十五、十六次到日本。

1960年7月9日上午11点半，胡适从台北飞往东京，黄昏7点飞往西雅图（跳过子午线，时刻倒退了一天——亦即，胡适过了两个7月9日），晚上10点抵达，10日到会在华盛顿大学举办的“中美学术协作会议”，并发表讲演，题为“我国的传统与将来”（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）。9月2日，胡适在华盛顿到会中基会年会。4日，雷震被台湾当局拘捕。10月18日，胡适脱离美国，19日到东京，同日毛子水从台北飞到东京，向胡适陈述雷震案的状况。20日，在汤岛圣堂购书，21日观赏新宿御苑，22日飞往台北。这或许是胡适第十七、十八次到日本了。不过，1960年10月“雷震案”后在东京的时刻短逗留，确实是迟暮之年胡适最终一次到访日本了。

即便1936年11月、1946年7月不曾上岸一游，那么胡适终身到访日本也将近二十次，就那个年代的我国人而言，不行谓不多。不过，每次时刻都不长，最长的一次也不过是1927年的逗留23天。别的，十分有意思的是，胡适的日本之行基本上都是赴美或回国途中顺路通过，而不是特地拜访或旅行。这当然也会影响胡适对日本的知道。

前文提及，胡适留美期间就意识到日本的重要性。1915年1月底，胡适在日记中写道，“我国之大患在于日本。……日本知我底细最熟，知我无力与抗。……总归，日本志在我国，我国存亡系于其手。”由此，胡适以为“不行不深知日本之文明习俗国力人心”，并勉励自己：

吾不行不知日本之文字言语，不行不至彼居留二三年，以能以日本文著书讲演为期。吾国学子往往轻视日本，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，尤不屑讲究交流两国诚心之道，皆大误也。

吾其为东洋三岛之“Missionary”乎？抑为其“Pilgrim”乎？抑合二者于一身欤？吾终往矣！

但是，造化弄人，胡适毕竟未能成为一名“日本通”。关于胡适，这也许是他人生的一大惋惜。

关千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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